1521年的秋天,奥斯曼波斯尼亚省的新任总督加齐·哈兹维伯格率领一支独立小队,从伊斯坦布尔前往米加河(Miljacka River)畔的省级城市萨拉热窝。

对于这位41岁的将军来讲,总督职位是他的表兄弟苏丹苏莱曼一世(“苏莱曼大帝”)送给他的礼物,苏莱曼大帝将哈兹维伯格(Husrev-beg读作Hoos-rev-bey;后缀Beg是敬语,类似于英语中的“Sir”)视为他最信赖的军事长官和外交官。

哈兹维伯格很可能是通过米加河上的一座石桥进入的萨拉热窝,这座桥位于国王清真寺(Careva Džamija,或称苏丹回教堂(Sultan's Mosque))以东,是萨拉热窝创建者伊萨伯格·伊沙科维奇(Isa-Beg Ishaković,读作ih-sha-ko-vich)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 随行的行李车中,满载着哈兹维伯格的大量书籍与手稿,其中一些最终留传给了子孙后代。 他的遗产不断积累扩充,成为巴尔干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手稿和文献库、土耳其境外最丰富的奥斯曼手稿收藏以及全欧洲最大的同类图书库之一。

萨拉热窝人向北穿过帝王之桥,亚希奇及其团队冒着枪林弹雨选择的就是这条路线。 远处矗立的国王清真寺就是图书馆在1935至1992年的所在地。

近五个世纪之后,1992年,负责托管哈兹维伯格遗产的最后一名学者穆斯塔法亚希奇(Mustafa Jahić),也就是后来的图书馆馆长,警惕地带着几位同事靠近这座地标性桥梁的南端。 他们怀抱着装满图书馆珍贵收藏的箱子,心里默默计算着成功过河的几率。 在周围的建筑与群山中,塞尔维亚狙击手正在伺机射杀任何穿过大道的行人,这就是1992年到1995年萨拉热窝围城事件中著名的“狙击手之巷”。 如果今天成功了,他们还会再次这么做。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穿过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亚希奇及其同事甘愿冒着生命风险,为萨拉热窝市以及新成立国家保护幸免于难的部分文化遗产。 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于1992年3月成立,随后便陷入了硝烟弥漫的战火中。 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发现自己成为了邻国塞尔维亚所支持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塞尔维亚军队在萨拉热窝不仅杀害了近14,000人(其中有5,400人是平民),还系统性地攻击了波斯尼亚的文化标志:截至1992年8月,萨拉热窝的两个顶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已被碾为平地。

亚希奇决心拯救加齐·哈兹维伯格的遗产,使其免遭被毁灭的命运。 在其他几位同样致力于保护图书馆和波斯尼亚知识史的同事的帮助下,这位无私奉献的图书管理员在战争期间将藏书从一个隐藏点转移到另一个隐藏点,直到2014年,它们最终安全落户于距离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原址仅几步之遥的一座全新建筑中。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一个人将书籍与知识视为重要遗产,一个人则甘愿牺牲性命来保护这些遗产。

加齐·哈兹维伯格上任总督的那一年,萨拉热窝在奥斯曼史料中被分类为卡萨巴,即比村庄大但比城市小的级别。 1462年,萨拉热窝由伊沙科维奇建立,位于中世纪的波斯尼亚维尔博斯纳(Vhrbosna)王国(十年前被奥斯曼人所征服)境内。 尽管受到群山庇护并且拥有米加河的丰富水源,但是城防非常薄弱,侵略者们能够登上这些山脉,轻松包围整个山谷城镇。 而且据历史学家罗伯特·J·唐妮亚(Robert J. Donia)观察,它的战略位置处于“帝国与威尼斯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行军距离之内,日渐成为奥斯曼向“鲁米利亚”(整个巴尔干地区)扩张的重要商业、政治和军事中心。

“被记载的得以永恒,而被铭记的却消失了。”

-Mula-Mustafa Ševki Bašeskija
Ljetopis o Sarajevu 1746-1804(萨拉热窝编年史)

这座城市的名字源自于Saraj(读作sar-eye,即宫廷)和Ovaši(读作oh-vah-shee,即旷野)这两个词,伊沙科维奇正是在河流南端的一处大面积旷野建立了这座城市,因此得名Sarajevo(萨拉热窝),在斯拉夫语Sarajovaši的简写。 建立者还在东面的礁岩上设立防御工事,这里是这座城市的天然关口,米加河也是从这里穿山而过。 支离破碎的石头堡垒以及后来奥斯曼时代建立的防御设施依然零散分布于这座城市的森林高地。

20年来,加齐·哈兹维伯格帮助萨拉热窝发展成了一座城市这是这位中年外交官兼将军致力终生的一份工作。 1480年,哈兹维伯格出生在希腊赛里斯,父亲福哈德(Ferhad-bey)出生在波斯尼亚,是当地的奥斯曼总督,母亲苏丹·塞尔丘克(Sultana Selçuka)是土耳其人,是苏丹叶兹德二世的女儿。 母亲的皇室血统使他成为了苏莱曼大帝的嫡表兄弟。 在担任波斯尼亚省(面积约为今天的波黑)总督期间,萨拉热窝成为了帝国第三大欧洲城市,仅次于萨洛尼卡和埃迪尔内。 那个时代被称为萨拉热窝的“黄金年代”。

正如唐妮亚所说,通过将省级首府改造成“奥斯曼文明的象征”,哈兹维伯格利用了帝国基本的发展蓝图: 划分多个住宅区(叫做Mahala),并在每个住宅区的中心设立教堂。 哈兹维伯格来到这里以前,萨拉热窝仅有三个穆斯林住宅区;在他的统治之下,发展到了50个。 到17世纪早期,住宅区发展到了近一百个,还有几个基督教与犹太教住宅区。

上图: 这种皮制封面上饰有精美图案的精装书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在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的25,000卷藏书中并不罕见。 其中最重要的是加齐·哈兹维伯格在1521年上任波斯尼亚(今天的波黑)总督抵达萨拉热窝时所带来的书籍。 右下图: 1992年5月16日,萨拉热窝东方研究所前所长蕾娜·加兹奇(Lejla Gazič)无助地看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炸毁研究所后书籍惨遭烧毁。 她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袭击图书馆。

 

萨拉热窝商业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米加河北岸的巴萨西娅(Baščaršija,读作bahsh-char-see-yah,意为市集)。 伊沙科维奇和哈兹维伯格都曾在这里建立过大棚市集,到现在,这里仍然是该市最受欢迎的步行街。 巴萨西娅沿袭了奥斯曼时代的风格,商品玲琅满目,应有尽有,包括波斯尼亚球衣、波斯地毯,以及由废弹夹改制而成的圆珠笔等战后纪念品等。 加齐·哈兹维伯格的市集是其中最大的,有五个街区长。

在奥斯曼时代,来往商人会住在han中,也称为商队旅馆。 这些主要招待商旅客人的旅馆中,中央庭院供装卸货物和安放马匹,楼上的房间则为商人们提供最长三天的免费食宿。 很多商队旅馆留存下来,已成为今天的许多餐厅,其中包括哈兹维伯格修建的颜色丰富的莫莉卡旅馆(Morica Han)。 如今旅馆的庭院中绿树荫荫,游客们可以一边品茶或者品尝着米黄色的波斯尼亚牛奶咖啡,一边与在由曾经的马厩改造的房屋旁做生意的地毯和陶瓷商人聊天。

萨拉热窝大部分的文化、经济和宗教机构(住宅区、清真寺和旅馆)都受到瓦库夫(Vakuf,源自阿拉伯语Waqf,意为宗教与社团组织)的慈善捐助。 瓦库夫由富有的赞助者捐助,其中很多都是像哈兹维伯格这样身居高位的军官,这些人在多年的作战中累积了大量的财富(有人会说是战利品)。 在波斯尼亚所有的瓦库夫中,哈兹维伯格的瓦库夫最为富有,规模也最大。 除了住宅区、旅馆和市集外,哈兹维伯格总督还资助了一家hammam(澡堂)、一个imaret(施粥场)、一个haniqah(苏非派研究中心)以及一所以他的母亲赛尔利亚(Seljuklia)命名的madrasa(宗教学校) (由于屋顶是由铅制的,土耳其语中为Kuršum(库尔舒姆),后来被当地人称作Kuršumlija(库尔舒姆利亚),是波黑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学校。)

在其资助的所有项目中,哈兹维伯格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座波黑最大的古代清真寺造型优雅,拥有着纤细的尖塔、多圆顶的屋顶轮廓以及钟塔,被誉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伊斯兰建筑典范。 它从巴萨西娅中心拔地而起,成为了萨拉热窝市的象征,也是该市和波黑所有穆斯林群体的集会点,目前该国40%的人口为穆斯林。 (其次为正教会31%;天主教15%。)

正是在哈兹维伯格的治理下,萨拉热窝这座城市彰显了哈兹维伯格总督对延续瓦库夫美德的信仰。

萨拉热窝商业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米加河北岸的巴萨西娅(Baščaršija,读作bahsh-char-see-yah,意为市集)。 伊沙科维奇和哈兹维伯格都曾在这里建立过大棚市集,到现在,这里仍然是该市最受欢迎的步行街。 巴萨西娅沿袭了奥斯曼时代的风格,商品玲琅满目,应有尽有,包括波斯尼亚球衣、波斯地毯,以及由废弹夹改制而成的圆珠笔等战后纪念品等。 加齐·哈兹维伯格的市集是其中最大的,有五个街区长。

在奥斯曼时代,来往商人会住在han中,也称为商队旅馆。 这些主要招待商旅客人的旅馆中,中央庭院供装卸货物和安放马匹,楼上的房间则为商人们提供最长三天的免费食宿。 很多商队旅馆留存下来,已成为今天的许多餐厅,其中包括哈兹维伯格修建的颜色丰富的莫莉卡旅馆(Morica Han)。 如今旅馆的庭院中绿树荫荫,游客们可以一边品茶或者品尝着米黄色的波斯尼亚牛奶咖啡,一边与在由曾经的马厩改造的房屋旁做生意的地毯和陶瓷商人聊天。

萨拉热窝大部分的文化、经济和宗教机构(住宅区、清真寺和旅馆)都受到瓦库夫(Vakuf,源自阿拉伯语Waqf,意为宗教与社团组织)的慈善捐助。 瓦库夫由富有的赞助者捐助,其中很多都是像哈兹维伯格这样身居高位的军官,这些人在多年的作战中累积了大量的财富(有人会说是战利品)。 在波斯尼亚所有的瓦库夫中,哈兹维伯格的瓦库夫最为富有,规模也最大。 除了住宅区、旅馆和市集外,哈兹维伯格总督还资助了一家hammam(澡堂)、一个imaret(施粥场)、一个haniqah(苏非派研究中心)以及一所以他的母亲赛尔利亚(Seljuklia)命名的madrasa(宗教学校) (由于屋顶是由铅制的,土耳其语中为Kuršum(库尔舒姆),后来被当地人称作Kuršumlija(库尔舒姆利亚),是波黑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学校。)

在其资助的所有项目中,哈兹维伯格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座波黑最大的古代清真寺造型优雅,拥有着纤细的尖塔、多圆顶的屋顶轮廓以及钟塔,被誉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伊斯兰建筑典范。 它从巴萨西娅中心拔地而起,成为了萨拉热窝市的象征,也是该市和波黑所有穆斯林群体的集会点,目前该国40%的人口为穆斯林。 (其次为正教会31%;天主教15%。)

正是在哈兹维伯格的治理下,萨拉热窝这座城市彰显了哈兹维伯格总督对延续瓦库夫美德的信仰。

在2014年开放的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新址的东侧,便是该图书馆的原址,由哈兹维伯格在16世纪修建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建筑群。 萨拉热窝围城事件中狙击手们藏身的群山现在已成为萨拉热窝老城区的明信片背景。

哈兹维伯格在瓦库夫的捐赠宪章中写道:“善行能够驱走邪恶,最有价值的善行之一便是慈善,而最有价值的慈善行为便是永远坚持慈善”,该宪章现已被现代的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收藏。

谨记着这些原则,哈兹维伯格于1537年还在学校的宪章上写道:“建造成本省下的任何钱都应该用于购买书籍,提供给学校中的读书之人,供参与研究学习之人抄写改作。”

根据这些条款购买的书籍以及哈兹维伯格捐赠的手稿构成了图书馆成立最初的藏书,随后迅速壮大起来。 藏书领域越来越广,其中包括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史学、地理学、东方语言、美文学、药学、兽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领域的著名著作。 有些书籍来自于捐赠(包括整个私人图书库);但是更多的是由抄写员在宗教学校和苏非派研究中心的白色隔间中按照哈兹维伯格的指示所完成的抄写本。 同时在几米之外的穆泽里提(Mudželiti,读作moo-zhel-ee-tee,即图书装订街),16世纪30年代的一群小装订社现已发展为成熟的图书市集,反映了萨拉热窝已发展为奥斯曼帝国最富饶的文学和知识中心之一。

“这些宗教建筑很少是纯粹的清真寺。 通常会有很多建筑,其中一些在一开始主要用作教育。”波斯尼亚研究所学者艾哈迈德·吉尔吉克(Ahmed Zildžić)表示,这座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波黑文化历史,总部位于经过精心修复和改建的加齐·哈兹维伯格澡堂。 他说道:“这里会有一个图书馆侧厅或者小型的办公室,类似于基督教的主日学校,向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传授东方语言文学。”

充分利用“奥斯曼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a)时期的丰富资源,一些有志青年学者走遍全国,在著名的学术中心中学习: 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贝鲁特、开罗、巴格达、麦加、麦地那等。 返回波斯尼亚后,他们带回了更多阿拉伯语、奥斯曼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的书籍和手稿,丰富了该国的文化遗产和加齐·哈兹维伯格等图书馆。 还有些书籍与手稿是购买而来,或者由完成麦加朝圣的个人带回。 很多时候,这些进口书籍会被翻译成波斯尼亚语,当地学者同时也开始创作自己独有的波斯尼亚伊斯兰学术作品:有关阿拉伯语言学、伊斯兰法律和古兰经等方面的论文和评论,均使用自己的母语而编写。 吉尔吉克表示,随着语料库的发展,萨拉热窝也逐渐赢得了穆斯林文化宝库以及“鲁米利亚最伟大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的美名。

当然,1992年并不是这些文学瑰宝第一次遭受袭击。 169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子欧根亲王(Eugene of Savoy)攻打波斯尼亚时,曾发誓要“用战火和利剑摧毁一切”,其中包括萨拉热窝,除非它投降。 据他本人的军事日记记载,他的确这么做了,“我们将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付之一炬”。 据一位萨拉热窝匿名人士报道,这些“奥地利异教徒”似乎要重点摧毁该市的伊斯兰机构: “他们烧毁了全城的书籍和清真寺、破坏清真寺中的圣龛以及美丽的城市——萨拉热窝。”

19世纪晚期,遍布全城的大火将很多建筑化为灰烬,而这恰好便于德国建筑师按照奥匈帝国33年统治期(始于1885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统治)的面貌重建萨拉热窝。 (这种早期现代主义的一个例外是该市的摩尔复兴(Moorish Revival)市政厅,它完工于1894年,后来成为了国家图书馆。)

当时比焚书事件更为出名的是刺杀事件,1914年6月28日,在帝王之桥向西几米的拉丁桥下,奥地利太公弗朗兹·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和妻子霍恩伯格公爵夫人苏菲(Sophie)遭到刺杀。 该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讽刺的是萨拉热窝幸免于难。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座城市遭到了德国和盟军的轰炸。

同时,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不断发展,它必须搬迁扩张,规模达到二战前的两倍。 第一次迁址是在1863年,它搬到了街对面加齐·哈兹维伯格清真寺尖塔地下的一个专用房间内。 到1935年,这个地方也无法容纳图书馆,因此它搬迁至河对面的萨拉热窝穆夫提办公室地下的一间房间内,紧邻国王清真寺。 最终,穆夫提(该市最权威的伊斯兰学者)空置出整栋建筑供存放不断扩大的收藏。

为了在围城事件中将书籍转移到其他“图书馆避难所”,亚希奇及其同伴经常会使用香蕉箱,现在这已成为萨拉热窝露天书市存放和运输书籍的常见方式。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已成为巴尔干地区最宝贵的图书馆之一,拥有阿拉伯语、波斯语、奥斯曼土耳其语和以阿拉伯字母编写的波斯尼亚斯拉夫语(这种语言被称为arebicaaljamiado,即阿拉伯字母波斯尼亚语)手稿约10,000份。 最古老和最珍贵的手稿乃是安萨里(al-Ghazali)的《宗教科学的复兴》(Ihya'ulum al-din),作者于1105年创作。 另一个珍宝是《贵族的礼物》(Tufhat al-ahrar),这首说理诗由15世纪的波斯古典作家努尔阿丁阿卜杜勒拉赫曼(Nur al-Din ‘Abd al-Rahman)于1575年在麦加以极为优美的书法写成。 此外,图书馆的重要藏书还有精装版古兰经,可作为抄写模板。 很多精美书卷的皮质封皮上饰有浮雕图案,书页和字体采用丰富荧光色彩,书页以天蓝色、金色和砖红色墨水封边。

在25,000卷藏书中,有最权威的一些波斯尼亚作者以东方语言以及最古老的波斯尼亚语言创作的最古老的印刷作品(最早为18世纪中叶),还有匈牙利出生的易卜拉欣·穆特费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1674-1745年)创作的最早期书籍,他是首个使用阿拉伯活字模具印书的穆斯林。 图书馆的期刊收藏包括波斯尼亚最古老的报纸以及在波斯尼亚发行的几乎所有的古今穆斯林报纸和期刊,包括几乎完整的一套《波斯纳》(Bosna)(1866-1878年间该省的官方报纸)。 此外,共有5,000卷奥斯曼皇家法令和宪章;当地伊斯兰法院登记簿;纳税记录;以及照片、传单和海报。

“人口调查记录、税簿、政府记录: 这些是研究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宗教或民族群体的必备资源,不仅仅是穆斯林。”吉尔吉克说道。

波斯尼亚战争之前,除了这些宝贵的资源之外,又新增了一些来自国家图书馆和波黑大学图书馆的藏品,波黑大学图书馆建立于1950年,坐落在上游前市政厅内、东方研究所附近。 这两所机构共有200多万卷书、300,000份原稿和5,263份法典(有封皮的手稿藏品)。 这座完整而珍贵的隐藏之地与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是波斯尼亚文化和知识遗产的主体和精华所在,集中坐落于市内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很容易受到攻击。 亚希奇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预先将加齐·哈兹维伯格的藏品从穆夫提办公室移回河对岸的原保存处方库尔舒姆利亚(Kuršumlija),他认为那里更加安全。

上图: 萨拉热窝现在已成为藏书家之城。 上图为居民和游客在斋月书市浏览图书。 右下图: 萨拉热窝商业及文化中心巴萨西娅的一家市集商店的橱窗内摆放着各类旅游纪念品。

他的决定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1992年5月16日晚,国王清真寺街区内遭到了袭击。

当晚发生在东方研究所的大轰炸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这不仅是一场针对人民的战争,更是一场旨在摧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认同的战争。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决心彻底消灭波黑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文化,从破碎的后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单民族国家。

持续三年的萨拉热窝围城事件成为了现代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首都围城事件。 塞尔维亚人占领了周围的群山,日夜轰炸着萨拉热窝。 在轰炸间歇期,狙击手们则伺机射杀从废墟中走出寻找食物、水和燃料的平民。 写着Pazite, Snajper! (“注意狙击手!”)字样的标志就像墙纸一样随处可见。 塞尔维亚的攻击如此急切地想要摧毁文化,甚至将大学哲学教授视作主要的刺杀目标。 当然也包括他们及其文化先辈的著作。 冲突结束后的十年,波斯尼亚学者安德拉什·J·里德尔迈尔(András J. Riedlmayer)评论道:“萨拉热窝围城事件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蓄意焚书事件。”

5月17日上午,东方研究所的火势还未熄灭,前所长蕾娜·加兹奇冲到火场,希望尽可能地挽救一些书籍,但是消防员拦住了她。 一方面是因为建筑结构已不稳定,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里仍然是袭击目标,塞尔维亚人正在射杀消防员。 回忆起当时可怕的景象,加兹奇依旧难以理解轰炸的原因。

“我知道,战争中人们会互相残杀,”她说道, “但是毁书是一件你无法想象的事情。 书籍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 怎么会有人去摧毁书籍呢?”

围城事件中损失的书籍可放满440千米的书架,“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蓄意焚书事件。”

然而,事件继续恶化,令人难以想象。 三个月之后的8月25日,日落后一小时,加兹奇和她的萨拉热窝同事们惊恐地看到塞尔维亚军队使用大量的白磷弹摧毁着国家图书馆。 正如在摧毁东方研究所时的那样,塞尔维亚战士在山间“使用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周边区域,试图阻止消防员灭火,”当时在现场的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约翰·庞弗雷特(John Pomfret)报道。 图书管理员和市民志愿者冒着枪林弹雨,建起一条人肉长链,奋力从燃烧的建筑中抢救和运出书籍。 但是当高温炸毁了建筑纤细的摩尔柱,屋顶开始塌落,一切已经为时太晚: 图书馆的宝贵藏品全部被毁。

一位图书管理员后来回忆道:“太阳被书籍的浓烟淹没,全城到处都是燃烧的纸片、脆弱的纸灰,就像下着漫天肮脏的黑雪一样。” “随手抓起一张纸,你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如一张奇怪的灰黑色底片显映出只字片语,而当热量散尽,纸张就在你的手中化成灰烬。”

庞弗雷特采访了消防队队长凯南·斯里尼奇(Kenan Slinič),当时他“满头大汗,浑身烟尘,站在距离大火两码的地方”,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救火时,他回答:“因为我生于此,他们烧毁的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亚希奇非常理解这种强烈的奉献精神。 战争爆发时他三十八岁,围城事件以前,他已担任了五年的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馆长。 在这场灾难中,他恪守职责,每天往返于他的两个人生挚爱之间,也就是妻儿与图书馆。 这种通勤非常危险。 他家距离塞尔维亚战线仅500米,他的家人大多数时候都被迫躲在地下室中。 在单程七公里的路途中,为了尽可能降低被狙击手击中的风险,他爬过墓地,蹲伏在基督教墓区宽大的墓石后面,这种墓石比纤细的穆斯林墓石更能为他提供掩护。

萨拉齐(Sarači)街上游人众多,巴萨西娅的这条东西向行人通道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新址及原址库桑里札(Kursumlija)都在附近。

亚希奇尽忠职守,并在特殊情况下尽力维持正常的生活,尽可能长时间地开放图书馆藏书供学者们阅读。 但是他知道塞尔维亚人知道这些藏品的下落,这也提醒了他迁移藏品。 东方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被摧毁之后,他知道自己必须不断迁移这些藏书,才能让它们幸免于难。

“我知道塞尔维亚人的计划是彻底摧毁波斯尼亚的文化遗产,”亚希奇说道, “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图书馆的下落,我联系了朋友和其他图书管理员,让他们帮助我将藏品转移。”

1992年至1994年间,亚希奇及其忠实的同伴们(包括志愿参加的图书馆清洁员和夜班保安)总共将藏品转移了八次,每五到六个月就转移一次。 战争期间,亚希奇将安萨里手稿和其他稀有手稿等最为珍贵的物品放在了市中心附近的萨格勒布经济银行的保险柜中。 但是他与同伴亲手运送的大量藏品通常装在香蕉纸盒中,就像是大学生在搬宿舍。

第一个避难所是图书馆原址库尔舒姆利亚。 随后转移到了隔壁地方较大的“新”学校(奥匈时期所建)。 亚希奇表示,将书籍通过帝王之桥运回河对岸是最危险的一次。

“特雷贝维科上的狙击手对这座大桥一览无余,”他站在大桥中央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高地,这样说道。

后来,从周边涌入的难民需要在学校避难,迫使亚希奇再次将藏品转移至年岁已久的消防部军营的内部,这个废弃的地下靶场非常潮湿,藏品在几个月内出现了损坏,因此这里难以成为存放这些珍贵书籍的理想场所。 然而,亚希奇知道他必须使用一切资源抢在塞尔维亚军队之前。 1993年又搬迁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了国家歌剧院的化妆间,第二次是消防部兵营不远处的女子学校的教室中。 亚希奇一直在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拉大与敌人的距离。

尽管当时图书馆似乎相对安全,但是他意识到藏书仍然随时可能遭到火灾。 为了确保这些无形的知识得到保护,他开始影印全部藏品。 即使在和平时期这都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而在战争时期,亚希奇必须要应对断电、没有流动水洗印胶片、没有合适的设备或者不了解如何使用设备等问题,这一切都需要在敌军的火力之下进行。 换做是其他图书管理员可能会有所犹豫或者索性放弃了。 但是内心强大且足智多谋的亚希奇完全抓住了核心问题,与先前的很多起义者一样,他开始转战地下。

“我们安排将缩微拍摄设备私运到隧道中。”亚希奇指着萨拉热窝机场地下的一个700米的人工隧道说道。 战争期间,这个仅一米见方的狭窄通道从私人车库通往多布林亚市区,成为了萨拉热窝400,000难民运输食物与补给的生命线,也是逃出这座城市的唯一安全路线。

在当地微缩拍摄技术人员及其雇员的帮助下,亚希奇开始尽全力开展拍摄工作。 团队不顾一切,成功地在战时影印了2,000份手稿。

“这很困难,因为经常会灭灯断电,因此我们使用了汽车电池来供电。”亚希奇回忆道。 他们所需要的水取自于米加河。 此类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

“食物、水和木材。 这是围城事件期间三个最重要的东西。”亚希奇说道,回忆起图书馆的木质书架等奢侈品会在灾难中最先被人们用作燃料,然后便是公园的树木,公园变成了布满树根的一大空地。

左图: 一位管理员正在图书馆的书籍保护实验室中修复一份文档,这里位于耗资九百万美元的图书馆综合楼内,在围城事件后,这里如凤凰一样涅磐重生,在去年开放。 右图: 展示柜中是图书馆最古老的手稿——安萨里的《宗教科学的复兴》(The Revival of Religious Sciences),作者生前于1105年完成。

重新安置这些书籍十分冒险,不仅是因为狙击手的存在。 有一次在带着装满书籍的香蕉箱闯过满目疮痍的街道时,亚希奇和他的同伴遇到了一群年轻人。 这伙人拦住了他们,认为他们拿的是香蕉,在当时连面包等必需品都十分昂贵的情况下,香蕉堪称是异域的奢侈品。

“但是当他们看到箱子里面只有书时,他们将书扔在地上,扬长而去。”亚希奇回忆道。

当然,亚希奇及其同伴都没有与街头帮派发生正面冲突。 但是就像消防员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但依然奋力挽救燃烧的建筑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职责。

“当然,这值得牺牲我的性命。”图书馆夜班保安阿巴斯·鲁特姆巴·侯赛因(Abbas Lutumba Husein)事后对2012年BBC纪录片《对书籍的热爱:萨拉热窝故事》(The Love of Books: A Sarajevo Story)的 制片人这样说道。 作为出生在刚果的移民,他在暴力和战争中长大,侯赛因表示阅读古兰经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图书馆值晚班时,他十分享受阅读书籍的过程,他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存在以及心中的宁静。 他平静地说:“图书馆拯救了我的人生。” 在结束采访时,他总结道:“宁愿与书同死,也不愿意离开书苟活。”

在萨拉热窝的一处古老黄色堡垒(米加河北岸)附近,一家人正在准备开斋晚宴野餐,而其他城市居民正在享受宁静的日落全景。

围城事件于1995年结束后,图书馆回到了女子宗教学校,而亚希奇继续在对全部藏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影印和分类,力求保护这些书籍并尽可能降低再次被破坏的风险。 分类工作于2013年完成,并且在伦敦标准伊斯兰遗产基金会(Al-Furqan Islamic Heritage Foundation)的帮助下得以发表。 现在,图书馆中最重要的藏品已全部完成了数字化处理。

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有人曾探讨过新建一座大楼来安放图书馆不断增多的藏品,但是因为战争不得不延后。 最终,一位建筑师(参见侧栏,上文)接受了委托,新建的加齐·哈兹维伯格图书馆在卡塔尔政府的慷慨捐赠下于2014年向公众开放。 这座闪耀夺目的三层玻璃大理石建筑位于图书馆原址对面,容纳着500,000卷书、多间阅览室、一间保护室和一个200坐席的礼堂,每个座位上均配备了WiFi耳机,可实现最多三种不同语言的同声传译。 地下室还有一座专门展示波斯尼亚文献史的博物馆。

当然,这座高科技建筑的核心还是书籍,现已成为常驻学者的亚希奇几乎将这些书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在战争时期,我努力挽救自己的家庭和图书馆,”他说道,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这些书籍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如果没有强烈的情绪,我现在很少会说起他们。”